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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依旧没有现成的教程，王印和其他老师一起研究，还邀请孩子们出谋划策。这是一场没有固定答案的探索，需要大家共同想办法。有孩子提出可以尝试用拉链结构，有人建议借鉴发条原理，还有位小男孩说可以借助一级火箭的分离拉落助推器的伞帽，无需增加额外的结构，还能保证水火箭的重量不再增加。

　　　　其实，美日菲之间“秀恩爱”背后也暗藏着很多不确定性，我概括为四大“变数”。第一是“特朗普变数”，最近美国的民调又显示了特朗普支持率高于拜登的情况，日本和菲律宾等对此当然也心知肚明，他们眼睛盯着拜登，其实心里不得不惦记着特朗普，尤其是如果特朗普再次出山，会如何收拾类似“美日菲”这类的烂摊子，会不会再来一次退出TPP的操作呢？而且美国大选已经白热化，特朗普和拜登越对抗，选后的变化可能越剧烈，日本、菲律宾不会不清楚这一点。

　　

　　不久前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纪念“杜立特上饶救援行动82周年”观影会，播放二战期间中国军民救援美军杜立特行动飞行员的系列纪录片。中美各界嘉宾一起观看纪录片，重温历史，共话友谊。在活动现场，笔者遇到了杜立特行动飞行员后代、七旬老人托马斯·马西亚，他深情讲述了其父詹姆斯·马西亚被中国江西上饶村民营救的动人故事。

　　这是血与火铸就的友谊。日本偷袭珍珠港后，1942年美国空军16架B—25轰炸机奔袭日本，由于油料不足，杜立特中校等飞行员在中国弃机跳伞，中国军民奋勇救助，日军竟因此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。9岁那年，托马斯·马西亚第一次看到父亲与战友在中国的合影，开始了解这段历史。当年，他的父亲是14号机组领航员。夜里，机组成员冒着冷雨弃机跳伞，降落在江西上饶山区，最终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与其他机组人员会合。父亲向他讲述了自己获救的过程，并在地图上标出被营救的地点，一个个中国地名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。他希望有一天能追寻父亲的足迹，到这些地方看一看。

　　中国人民的淳朴和大义，美国人民没有忘记。杜立特行动的队员和后人们成立杜立特轰炸机队协会、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等组织，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，铭记并感谢当年参与营救的中国人民。2017年，当得知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将前往中国，托马斯·马西亚意识到这是他追寻父亲的足迹、重温历史的绝佳机会。2018年10月，托马斯·马西亚来到江西上饶，参观了14号机组成员1942年在中国转移过的地方，被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真诚友好深深打动。随后他到浙江省衢州市参加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开馆仪式，结识了更多中国朋友，也了解了更多关于杜立特行动的故事。“我更加充分地了解了中国人民发挥的重要作用。”他说，父亲的故事只是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中的一个故事，数以百计的中国军民救援了杜立特行动队员，帮助他们返回家园。

　　中美人民之间这段特殊的情谊不断续写新的篇章。今年4月，纪念杜立特行动大救援82周年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衢州市举行。获救美国军人后代受邀回访救助杜立特行动飞行员遗址，参观史料展览，向英勇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。在对共同记忆的追溯中，当年的两国亲历者后代成为朋友，传承着父辈间结下的友谊。

　　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以及由此赓续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证明，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，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必将由两国人民共同创造。正如托马斯·马西亚所说：“美中之间应该有更紧密、更友好的关系，途径就是加强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和互动。”(人民日报 李志伟) 【编辑:曹子健】

　　　　这种“雇佣军模式”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：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。站在科研单位角度，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，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。“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，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，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，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、不想做的，着急的、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，看哪个能中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，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，只能出小成果，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。”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。

　　　　董铮在任期间，曾有不少球迷和媒体质疑，中超联赛的商业化和利益化程度过高，导致联赛质量下降、球员技术水平不升反降等问题。而随着董铮的落网，这些质疑也有了答案。